這廂<拾泥記>

    日本文化首都京都大學歷史教授盛讚雍正節儉支出，稱「雍正朝後宮一年支出費少於明朝萬曆帝後宮一天支出費用」。

    英國歷史學者史景遷認為：雍正的父親康熙為政寬鬆，執政末期受儲立之爭所擾且出現典型長壽帝王的統治能力退化現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清皇朝實已浮現官僚組織 膨大腐敗、農民生活水準惡化的危機；由於雍正即位時正處於政治歷練、精神與人格上的成熟階段（45歲），因此得以精準的分析問題並有魄力的作出應對。他的 改革同時包含了力行整頓與和現實的妥協（如火耗歸公與養廉銀）。雖然史學家黃仁宇認為雍正未能瞭解與解決明清第三帝國作為內歛式王朝的根本問題，但清朝得 以建立起一套繼續運行百年以上仍大致有效的統治體制，而未淪為「立國百年而亡」的異族王朝，此當歸功於雍正一朝的改革。

    儘管如此，在一般大眾眼中，他卻是一位「暴君」，實在冤啊！以前民間有很多關於他的謠言，指雍正是篡位而起，又把雍正描寫成一位毒死父親、氣死母親、不務正 業，又通過文字獄抑制了漢族的思想、鞏固滿洲人統治的皇帝；直到近代經多番歷史研究，這些傳說都相繼被推翻，使近代對雍正評價轉趨正面，讚揚其勵精圖治， 革新吏政、活絡經濟、提昇民間生活水準的政績。

第一冤︰繼位之謎

 
    康熙帝立唯一的嫡子胤礽為皇太子，那時雍正帝還未出世。但雍正帝在康熙帝全部三十五個兒子當中，是年長皇子，不僅由皇后在宮中親自扶養長大，待遇不同其他皇 子，而且從九歲開始他就隨康熙帝巡視塞外，十九歲時更隨康熙帝親征噶爾丹，掌正紅旗大營。太子再度被廢之後，康熙帝直到死前才以遺詔傳位，心有不服的其他 皇子，便編造了一些不實的傳言。人們最耳熟能詳的就是雍正將詔書的「傳位十四子」加了二筆，篡改為「傳位于四子」。

    事實上康熙帝的十四皇子胤禎(雍正帝即位後改名允禵，他是唯一一個把名字全改的皇子)，與四皇子胤禛，不僅名字極相近(一個是示部貞，一個是示部真)，更是 同母所出(仁壽皇太后)，只是雍正帝是由皇后扶養長大，十四皇子胤禎則由生母扶養長大。雍正帝很早就因功而封親王，但十四皇子胤禎則直到雍正帝登基之後， 才在元年五月由雍正帝封為恂郡王。胤禎性格不穩，與胤禩、胤禟朋黨同夥，在康熙帝第一次廢太子又改立之後，因為允禩謀奪太子位，康熙帝欲治胤禩之罪，胤禎 與胤禟袒護強辯，觸怒康熙帝，差點被當場砍殺。後來被康熙帝送到年羹堯的西北大營，用以疏遠三人。康熙帝沒有任何理由將帝位傳給暴躁氣盛且無行政經驗的十 四皇子胤禎。

    清朝的正式文件都是滿文漢文同書，現存康熙傳位遺詔用漢、滿、蒙三種文字書寫而成，文字自右向左，自上往下書寫，漢、滿、蒙文寫的是相同內容。遺詔全長 1.55米，寬0.8米，為卷軸式。漢文部份共約一千七百餘字，第一部份主要講述的是康熙在位六十年的功績，這部份的內容早在康熙五十六年就已寫好。

    遺詔的第二部份是整個詔書的核心，宣告帝位的繼承人。漢字內容為：「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繼皇帝位……」，滿文內容完全相符。

     遺詔內不論漢文或滿文都沒有「傳位于四子」的字眼。

    根據清朝的用語規範，清代檔案中凡書寫皇子時，均寫為「皇」某子，目前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一千多萬件檔案中尚未發現例外。因此絕不會有「傳位十四子」這樣的字眼。 再者，「于」是「於」的簡寫俗寫字，使用正體字的清代「于」、「於」二字是不能互用的，像詔書如此正式的文件中應該用正體的「於」字。因此詔書根本沒有將「傳位十四子」篡改為「傳位于四子」的餘地。

    康熙帝立唯一的嫡子胤礽為皇太子，那時雍正帝還未出世。但雍正帝在康熙帝全部三十五個兒子當中，是年長皇子，不僅由皇后在宮中親自扶養長大，待遇不同其他 皇子，而且從九歲開始他就隨康熙帝巡視塞外，十九歲時更隨康熙帝親征噶爾丹，掌正紅旗大營。太子再度被廢之後，康熙帝直到死前才以遺詔傳位，心有不服的其 他皇子，便編造了一些不實的傳言。人們最耳熟能詳的就是雍正將詔書的「傳位十四子」加了二筆，篡改為「傳位于四子」。

第二冤︰殺害權臣

   〈雍正帝最知名的大將軍年羹堯，最終以自盡結束顯赫一時的人生。是什麼原因導致雍正必須賜死這個曾經倚為心腹的重臣？ 〉

　雍正帝在位期間，實行務實嚴明的政策。《清史稿》對雍正的評價是「知政要」，認為康熙帝政尚寬仁，世宗雍正則以嚴明繼之。當時的人將康雍二人比為漢朝的文 景二帝。雍正帝研求治道，尤其理解與體恤地方官員的難處。曾經有身邊近臣說州縣的開銷大，應該刪減。結果雍正帝斥責近臣說：「爾未為州縣，惡知州縣之 難？」這是因為雍正帝未即位前，大江南北的奔波，對民情與地方官吏的狀況非常清楚。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不曾出巡，也不曾狩獵遊憩，但天下民情都在他的胸壑 之中。心中既有定見，就不會被身邊的人阻斷視聽。

　年羹堯，字亮工，號雙峰，漢軍鑲黃旗人，生於康熙十八年(1679)。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進士，授職翰林院檢討。其父年遐齡官至工部侍郎、湖北 巡撫，其兄年希堯亦曾任工部侍郎，其妹年氏是雍正任親王時的側福晉，雍正即位後又封為貴妃。年羹堯建功沙場，以武功著稱。康熙四十八年，任四川巡撫，成為 封疆大吏，此時年羹堯才三十歲。

　康熙對年羹堯在四川的表現非常讚賞，並希望他「始終固守，做一好官」。康熙五十七年，年羹堯再升任四川總督，兼管巡撫事，統領軍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再升為川陝總督，成為西陲的重臣。

　雍正即位之後，年羹堯更是備受倚重，皇帝授權他總攬西北大營一切事務。雍正元年十月，青海發生羅卜藏丹津叛亂。年羹堯接任撫遠大將軍，駐西寧坐鎮指揮平叛。到了雍正二年初，年羹堯以快速部隊冒著風雪、晝夜兼進，叛軍殘部措手不及，短短十五日清軍縱橫千里，大獲全勝。

　迅速平定青海戰事後，雍正再對年羹堯破格恩賞，晉升為一等公。此外，再賞給年家子爵之位，由其子年斌承襲；其父年遐齡則被封為一等公，外加太傅銜。

　在年羹堯管轄的區域內，大小文武官員一律聽從年的意見來任用。四川陝西以外官員的使用，雍正也經常徵求年的意見。

　但後來雍正帝才知道，在青海羅布藏丹津的反叛戰役中，年羹堯竟未請命，就直接殘忍屠殺西寧的喇嘛寺僧，二大寺廟共達五千人之眾，無一倖存。當時他的軍報是喇嘛寺僧參入反叛，說自己「殺敵甚眾」。但真相卻不是他所說的，而是他好殺成性，想要以殺立威。不滿二年，年羹堯就為了這項屠殺五千個修行喇嘛的罪行，付出自己生命的代價。

　雍正帝對年羹堯委以重任授以大權，但年羹堯卻逐漸迷於權力之中。由於年羹堯一直身居高位，因此官場上不乏結黨逢迎者，年羹堯父子把持不住，行事日漸狂悖。年羹堯與官員結交往來，收受行賄饋贈是家常便飯，他要蒙古額駙對他下跪，要總督巡撫跪迎，還擅用「諭令」，並以朱筆批文，渾然以天子自居。

　按大清的律法，「十惡」有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五刑」有笞、杖、徒、流、死。年羹堯在雍正三年，竟被舉報高達九十二條大罪。

　這案情不是一次炸開來的，而是越查越嚴重。雍正帝也不是沒有勸誡過年羹堯，曾經一再給他機會，但他都當成耳邊風。舉例而言，雍正三年天有異象，五星聯珠。同年三月，年羹堯上書祝賀，將「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年羹堯是進士出身，尤其是辦事仔細的性格，不可能出這樣的錯。雍正帝懇切的責備他，要他明白回奏。「年羹堯不是個粗心的人，他這麼寫是暗示不會用『朝乾夕惕』的態度來為朕辦事……」(《清史稿》世宗本紀)。

　然後在雍正三年四月，年羹堯因為西北大營花錢如流水，被查出涉及嚴重貪瀆，因而被免去川陝總督和撫遠大將軍職務，調任杭州將軍。

　同年七月，案情升高，檢舉的奏章不斷，於是年羹堯又被革去將軍職銜。九月，年羹堯被捕下獄。十二月，刑部便以大逆、欺罔、僭越、殘忍、狂悖、專擅、貪婪、 侵蝕、忌刻八大罪行共九十二款，判以死刑。其實這九十二條大罪條條都能定其死罪，以「謀反」罪為例，年羹堯私藏軍火武器於家中，卻拿不出任何的解釋。再以 「殘忍」為例，年羹堯無端屠殺五千喇嘛之外，還有屠殺平民的事件。

　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這種罪行叫做「殘害人群罪」，屬於國際犯罪，歸日內瓦的戰爭法庭審理，也是要判死刑的！不因為一個人有軍功，或者取得執政權，就可以屠殺平民百姓。二戰後日本的戰犯、德國的戰犯，最後都是為自己在戰時對平民犯下的暴行而付出代價。

　這麼重的罪行，不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雍正帝都無法免其一死。最後命年羹堯自盡，也算是讓這位不可一世的將軍免去斬首於市之辱。可是年羹堯被賜自盡，朝野竟沒有一人為他求情。他的兒子年富因為被查到的罪行亦該當死罪，所以刑部判斬立決。餘子充軍，免其父兄緣坐。這麼大的案件只有兩人判死刑，可說是輕判了。

　值得一提的是，年羹堯的妹妹年妃，在雍正三年十一月病逝於圓明園，十二月刑部判決後雍正帝才命年羹堯自盡。從時間的順序上，雍正帝這麼做不無顧念年氏之情。

第三冤︰文字獄

  〈年羹堯辜負帝王負託，死後留下污名。年案另有三個枝節的案子被後世訛傳為雍正朝的文字獄，追究根柢，三案事實上都涉及謀反與朋黨！ 〉

　原本年羹堯在帝王的信任下可以為天下貢獻長才，留下萬古英名，但因辜負帝王的負託，死後留下污名。年羹堯的本案裡有二個人被處死(年羹堯賜死，其子年富立斬)，除了這個本案，另外還有三個枝節的案子。

　 第一個枝節的案件是汪景祺案。汪景祺是年羹堯的門人，作《讀書堂西征隨筆》乙書。裏面竟有一篇《功臣不可為》文章，語涉譏訕皇帝。汪景祺除了建議年羹堯悖逆自立之外，還將年羹堯比作日月，稱其為「宇宙第一偉人」。年羹堯得汪景祺此書，竟與之唱合，有書信往來。這本書直到年家被查抄時才起了出來，不知已刊印多少流傳在外。由於汪景祺無尺寸之功，不能邀得寬典，因此犯此大逆之罪，刑部判以斬立決，妻子則發往黑龍江為奴。與年羹堯同時執行。

　這算是年案唯一的一個共犯，與年羹堯一起犯下逆反之罪，說到底並不是文字招禍。

　第二個枝節案件是侍講錢名世，他也是個逢迎年羹堯的士子。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頌揚他平藏功德，主張皇帝為他所立的一個功碑不夠，應該為他再立第二個功碑。由於錢名世並未涉入叛逆，所以只因其諂媚言行有辱官箴而革去職銜發回原籍。但是雍正帝認為這種諂媚之徒有礙教化，因此另外立了一個「名教罪人」之匾， 命人掛在錢家門上，以昭炯戒。這個案子是因為錢名世失去文人風骨而丟職，也沒有入獄的問題。

　第三個年羹堯案的旁枝案件是江西考官侍郎查嗣庭一案。

　雍正四年是三年一次的鄉試年，查嗣庭身為主考官，出了幾道試題。頭一題與此案無關，所以跳過不論。第二題是《易經》--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第三題只有一句話--其旨遠其辭文；第四題是《詩經》--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第二題破題後考生還可以寫點東西--因為行為正大光明，也就符合天道人道。第三題要考生寫出意在言外的文章，不知是何道理？第四題的題意是說：當所有的穀倉都充實以後，妻子兒女才能停止勞動，這不知要考生答些什麼？

　這三個題目看似從不同的書裏面隨意截來一句話，當作國家考試題目，其實另有弦外之音。

　那查嗣庭其實是利用國家考試出題的機會，公然以此三個題目附和被處決的汪景祺。怎麼說呢？因為汪景祺在《讀書堂西征隨筆》裏說凡是年號裏有「正」字的就是「一止」，止為戈，如前代(明朝)的正德、正大等年號，都非吉兆。

　不管中文或英文，都可以在文章的排版上玩一種把戲，最簡單的就是把每行的第一個字，設法串成一句話，用來傳遞密碼、暗號，或者譏諷嘲笑他人，還可以用「巧合」二字來脫免毀謗侮辱之罪。高中生、大學生編校刊時，常用這招來修理學校的老師--「張老師是笨蛋」或「朱老師是色狼」。這查嗣庭也是自認聰明，做了類似的事。查嗣庭玩的遊戲就是把第二題的頭兩個字「正大」，用第三題當連繫(其旨遠其辭文)，串到第四題的最後一個字「止」。換言之，套上汪景祺的論調就是說「雍正朝不吉利」。

　從這個奇怪的出題法看來，查嗣庭一定看過汪景祺的《讀書堂西征隨筆》，同時唱和汪景祺所說的明朝「正大」年號不吉，「正」字就是「一止」。

　查嗣庭貪玩卻玩到國家的公開考試上來，於是便引來了注意。因為他弄出這個奇怪的出題事件，於是就有官員去搜查查嗣庭的文稿書籍，發現他寫了一本「維止論」，內容全是子虛烏有的宮庭之事，還有許多對先帝(康熙帝)怨恨訕謗的文章與日記。除此之外，他又作了什麼「飛蝗蔽天」等造謠生事的記事，徹查之下，這才發現他與諸王之間有密切的往來，是朋黨的一員。所以他是因為朋黨而下獄的。

　後來民間的傳說偏離史實，將查嗣庭案說成雍正朝的文字獄，同時說查嗣庭出了一道考題是「維民所止」四個字，意思是「雍正去頭」，所以查嗣庭才被砍頭。其實查嗣庭入獄後在雍正五年五月病死獄中，他是因為朋黨而獲罪，也沒有出過「維民所止」這樣的考題。

　清朝的刑案斷獄嚴謹，重案還有許多王公大臣參與刑部審訊，雍正帝是個講究事實、洞悉人情的皇帝，絕不會憑空入人於罪，妄想以力服人。如果他真的嗜殺，那年羹堯一案，刑部也不會只定兩個人的死罪。

　被堆在雍正帝頭上所謂「文字獄」最有名的就是呂留良案。其實這件案子也不是文字招禍，而是涉及謀反。但因為後來的小說有「呂四娘」(傳說中呂留良的孫女)刺殺雍正復仇的故事，因此特別有名。

　 雍正年間有一位叫曾靜的讀書人，無意間讀到呂留良(當時已死)所寫有關排滿的書籍。呂留良是康熙年間的人，但仍然稱清朝為「北朝」，稱明朝為「本朝」。曾靜讀呂留良的書以後，把呂留良排滿的思想和理論灌輸給他的學生張熙。

　曾靜於雍正五年派張熙去浙江購書，尤其是專門跑到呂留良後裔家中訪求遺著手稿。呂留良的兒子將其父遺稿交給張熙，其中有《備忘錄》以及《呂子文集》。曾靜看到這些書稿，「始而怪，既而疑，繼而信」，對呂留良佩服到五體投地，甚至認為呂留良有資格作皇帝。曾靜與張熙因此和呂留良的徒弟嚴鴻逵交往變得密切，反清的思想變為反清的行動。

　為了讓全天下的人明白真相，雍正帝調查謗詞內容、謠言來源，後以事實一一駁斥，特赦謀反者的死罪，並曉以大義：皇帝是上天指派的，上天只問其道德功業如何，而不問其是不是漢人。

　雍正七年(西元一七二九年)，一封署名為「南海無主遊民夏靚、張倬」策反信，由自告奮勇的張熙，持以投諸川陝總督岳鍾琪。為什麼找岳鍾琪反清呢？因為他是宋朝抗金名將岳飛的後裔。

　此信內容大致有四個部份：一、強調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二、清朝天運衰歇；三、指責雍正是用陰謀詭計奪嫡；四、譴責雍正帝是失德的暴君。同時列出雍正帝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利、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等十大罪狀。要岳鍾琪起義叛變。

　可是岳鍾琪卻不贊同他們興兵天下的念頭，並且告發曾張二人。雍正帝讀曾靜寫給岳鍾琪的信和呂留良的遺著後，做出相當特別的處置。

　雍正帝覺察到，張熙投書謀反案的資料來源不只是已經作古四十五年之久的呂留良，雖然曾張二人所寫的奪嫡與所謂的十大罪狀都是空穴來風，與事實不符，但卻暗伏宮廷中的一些複雜細節，因此再加追查發現散布謠言的是允禩(八皇弟)、允禟(九皇弟)朋黨一夥，及其府中被流放的宦官。

　為了讓全天下的人明白真相，雍正帝先調查清楚曾張二人謗詞的內容、謠言的來源，然後以事實一一駁斥。這個完整的被告供詞與受謗者的自辯，完整對照，非常像現代的判決書，並未因為謗詞內容不堪而刪去或隱匿被告的供詞內容。因此今日讀來，讀者仍可自己判斷所謂的十大罪狀之有無。這個答辯攻防全文就收錄在《大義覺迷錄》裡。

　雍正帝特別赦免曾張二人的死罪，並將《大義覺迷錄》刊布各地，同時指派他們師徒二人到江南宣講這部《大義覺迷錄》的內容。雍正帝在書中同時指出，皇帝是上天指派的，上天只問這個皇帝的道德功業怎麼樣，而不問這個人是不是漢人。

　雍正帝敢於公開全案的詳細內容，敢於公開的辯論，敢於向天下刊發《大義覺迷錄》，讓人人皆知；敢於無罪赦免曾張二人；敢於讓世人自由評斷。就像《揀魔辨異錄》裡雍正帝以自己的認識與漢月的《五宗原》內容逐一公平對比辯駁，這種坦蕩的作風，給後人留下許多問號。

第四冤︰禁教說

〈看著毀戒破律的魔子魔孫大面積開山立派，雍正帝護教心切，刊印《揀魔辨異錄》破除邪說；中國既有儒道釋正法開傳，雍正禁止西洋教士傳教，其實是極有深意的。 〉

　為了挽救將滅的禪宗，明末臨濟宗三峰派的漢月禪師乃著成《五宗原》。他在此文開宗明義說：佛法不出於一個大圓。威音王佛是七佛之始，七佛雖然各有教法，但其旨意都不超出這個大圓的範圍。五燈五宗也是一樣，五家本是一家，也都在同一個圓裡。

　漢月禪師的《五宗原》之後又有潭吉弘忍的《五宗救》。其實漢月說佛法歸於一個大圓，無非想要重振禪宗。但若是佛法真歸於一圓，何需重振單一的派別？漢月何不改投淨土宗？何不倡議解散淨土宗、華嚴宗、天台宗……？釋迦牟尼佛又為何要說修佛有「八萬四千法門」？何不同歸一門就好？

　用白話說，修煉的法門就像是一把一把開門的鑰匙，也是一個一個不同的打造、改變人身為佛身的方法。這不是在修人間的博士學位，可以融合各家精華，煉於一 爐。禪宗的方法到明末已經不管用了，它無法為眾生打開修行的那扇門(但極其個別的單傳是屬例外)，如果再大面積的開山立派，會誤了眾生的機緣。雖然漢月以為自己在做好事，卻是做了一個極其糟糕的事。《五宗原》自創的一圓說，更是最壞的亂法行為。

　但是漢月及其傳人經營努力了幾十年，三峰派竟然在清初又形成了氣候。到了雍正年間，漢月的傳人結交士大夫以圖擴展三峰派的門庭勢力。但這些禪師不打坐、不守戒律，甚至於飲酒食肉，整日吟詩作文與士大夫往來。

　雍正帝認為這些人是污濁祖庭、毀戒破律、壞諸佛法眼以及眾生慧命的魔子魔孫，所以他「不得不言，不忍不言」。他刊印《揀魔辨異錄》就是要破除邪說把魔子魔孫從佛門中揀出去。他以聖旨下諭說，若有不肯心悅誠服者：「著來見朕，令其面陳，朕自以佛法與之較量。」

　雍正帝此舉使三峰派轉為沒落，也使禪宗重歸式微的狀態。

　雖然駁斥三峰派，但是雍正帝並不反對禪宗。相反的，在他的《御選語錄》就收錄了雲門文偃的著作，而且在另一份一百五十六位禪師的合集中，也收錄了臨濟宗師 義玄的語錄。因為他明白修佛的重點在於有沒有真參實悟，讀經並不是唯一的法門。他刊印《揀魔辨異錄》是因為那些不具正知正見之人，盲傳盲受，還自稱為振興 佛教、續佛慧命，其實與毀佛滅法無異。「甚至名利薰心，造大妄語，動稱悟道，喝佛罵祖，不重戒律，彼此相欺，賣拂賣衣，同於市井……若然於外道邪魔何異？ 正所謂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

　雍正帝以帝王的影響力，振衰起頹護教心切。假使在二百多年前雍正帝不曾抑制了《五宗原》妄改佛法為一個「大圓」的說法，不僅把各法門攪在一起，還繼續喝佛罵祖，毀棄三寶，或許佛教的末法時期會更早降臨。

　基於同樣的思惟，雍正帝接續康熙帝的詔命，禁止天主教教士在中國傳教。

　雍正五年四月間，葡萄牙國王派了一位使臣--麥德樂，帶禮物來謁見雍正帝。雍正帝接見之後賜贈麥德樂許多禮物，包括瓷器、漆器、紙墨、字畫以及貴重的人參 等等。麥德樂此行有一項重要的要求，就是希望能發給來華的傳教士與神父執照，用以證明他們是好人，准許他們自由傳教。

　為了傳教的問題，雍正帝在那年的六月初一(1927)，在圓明園召見在北京的傳教士巴多明等二十人，這二十人包括知名的畫家--傳教士郎世寧在內。那時一位法裔的傳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是耶穌會傳教士中任職清朝欽天監年紀最長的一位，所以代表眾人發言。他發言的主旨很清楚，天主教是正教，教義是好的教義，而傳教士等都是好人。天主教禁止膜拜木頭偶像是真理，人是神造的，只能拜神，不能拜人，因此不應祭拜祖先。總而言之，希望皇帝能夠准許這些好人將神的真理傳給中國人。

　這次的會議紀錄，傳教士們對教廷有詳細的報告。這段對話非常的精采，顯示雍正帝對宗教、信仰的認識超越教派的間隔，而他禁止教士傳教其實是極有深意的。並不是後來人們所以為的鎖國排外，更不是迫害宗教。

　雍正帝認為天主教有末世論，佛教、道教也有末世預言，傳教士所做的無非是想在末世來臨前能救更多的人，這與佛道兩教的宗旨相同。中國不是沒有正法開傳，如同西方也有正教開傳，只是人們沒有真正的依照神佛的教誨身體力行罷了。既然如此，傳教士不需擔心中國人的未來，應當留在自己國內，真正教化自己的國民，使 人人理解教義，杜絕七原罪，免於生命的徹底滅亡。在中國，自有符合中國民情的儒道釋三家承擔起這個責任。

　所以雍正帝要求傳教士：「你們不要來此地干擾。」「朕知道你們的目標是使所有中國人都入你們的教。但朕的責任卻是防衛中國不被擾亂。要使人心歸善，儒釋道三教已夠了。不需要再來一個天主教。」

　這麼多教派彼此互相攻擊，最後只會使人人都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人們會因此而加速遠離神佛！這樣一來，不信神的人就什麼都敢做，邪淫縱欲，人將不成人，傳教者的善意將變成惡果，人們未蒙其利必先受其害！

　宗教派別越多，人們卻越不信神、越遠離佛。二百八十多年前雍正帝就看清楚這個問題，還曾力阻這個下滑的趨勢。這豈是常人辦得到的？

　所以雍正帝要求傳教士：「你們不要來此地干擾。」「朕知道你們的目標是使所有中國人都入你們的教。但朕的責任卻是防衛中國不被擾亂。要使人心歸善，儒釋道三教已夠了。不需要再來一個天主教。」

　雍正初登基時，刑部上奏，貝勒蘇努背棄祖宗，讓全家大小都改信西洋教，再不拜祖。接著又查到蘇努以狂草塗抹聖祖朱批手諭。按律，為大逆之罪，刑部奏請將其子孫全部四十人，悉行正法。

　 當時天主教，由羅馬教皇制約規定，認為天地萬物只有一個天主，人民不得敬天、祭孔、祭祖。由於與中國敬天法祖之訓相悖，故聖祖康熙早於康熙五十六年即已下詔禁教。

　最後貝勒蘇努被宗人府判以禁錮。教皇對此案非常重視，神父們也都定期向教皇回報狀況。可是蘇努最後病逝，但至死沒有改教。

　這些事情雍正帝都知道，他等傳教士巴多明說明訴求內容之後，就向在場所有傳教士闡明清廷有關天主教的政策。

　 他說：「祖宗家法、聖賢明訓，都不是朕所創立的。」貝勒蘇努的奉祿來自祖宗餘蔭，如果帶頭不拜祖先，有悖於儒教的傳統。依雍正帝的認識，天主教若在那時的中國廣傳，只會帶來紛亂。

　其實雍正並沒有禁絕天主教傳教的空間，也清楚他們私下還是在傳教，只是不許他們大面積的做。「朕允許你們留住京城和廣州，允許你們在這兩地之間通行，還能夠寫信回歐洲教廷……每天朕都看到了不只一份控告你們非法傳教的奏摺，若不是因為朕能理解你們，早就將你們驅逐出境了。」

　「朕的國家不需要傳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你們歐洲各國去，你們的國王也不會允許他們傳教的……利馬竇於萬曆初年來中國，當時人們的做法與朕無關。不過那時你們的人數微不足道。到朕的父皇一朝，你們到處設立教堂，你們的教也迅速傳播。以前朕目睹這狀況，心知朝廷禁教，卻從沒說過一句話……朕父皇先皇帝容忍你們深入各省，頗為文人學士所不滿。朕在位之日，不允許我們古賢所立之法規有任何變更，人們對我也將無非議。將來朕的兒子，朕的孫子登上皇位後如何做法，那是他們的事；至少朕不像萬曆，不會和他一樣做法。」

　從雍正帝在二百多年前的這段話，可以窺見他對各教派的理解是超越時代的。天主教現在修正獨尊一教、視其他宗教為異端的態度。但在當時，堅持一神論而且對中國傳統儒道釋三教並無相對理解的傳教士，並不具有雍正帝的視野與容量。

　喇嘛教--雍正帝對傳教士們說：「喇嘛教政教合一，是最像你們的教，而儒教則與你們相距甚遠。現在你們只有二十個人，卻要攻擊其他一切教義。要知道，你們的教義裡所具有的好的東西，中國人的身上也同樣具備。相反的，你們攻擊中國各種教派的事情，你們自己也一樣的荒唐可笑。」

　伊斯蘭教--「拿好的來說，你們稱天為天主。一樣的，在回民居住的最小村莊裡，都敬拜天，管天叫『爸爸』，他們也說他們的教義是最好的。和我們一樣，你們講十誡，我們也講戒律。」

　佛教--「但你們說，人和神是不同的，人不能變成神，但卻又有一個變成人的神(耶穌)，這種話是再矛盾不過了。」「佛教也一樣有些人弄些個荒唐的說法，有 人說佛也有化身與轉世。」佛若真的乘願再來就得從頭修起，不開悟就與凡人無異，轉世是人在轉世，不是佛在轉世，修煉也是人在修煉，不是佛在修煉。

　薩滿教--「我們滿洲人也有荒唐的事，在我們的祭祀中所豎立的索羅杆子，和你們的十字架，不是一樣胡鬧嗎？」給烏鴉吃東西，就算祭天了？天主教把釘死神的十字架拿來當成神聖的法器，那十字架是人的惡行的證物，這不一樣荒唐嗎？

　關於拜偶像--「你們說拜佛像是拜木頭偶像。事實上佛像是用來紀念佛以便禮佛、敬佛的。人們既不是拜人佛，也不是拜木頭偶像。佛就是天，或者用你們的話說，佛就是天主。難道你們的天主像不是你們自己畫的嗎？那你們禮拜天主像、基督像又怎麼說呢？」

　「每個大談自己的教義的人，包括儒生、喇嘛、和尚還有你們每一個人，有哪一個真正理解了你們的教義？大多數歐洲人大談什麼天主，大談天主無時不在、無所不在，大談什麼天堂、地獄呀等等，其實他們也不明白他們所講的究竟是什麼。」

　二百八十多年後再來看雍正帝的這段談話，並沒有失去時代性。他對事物本質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尤其是他不相信那些只會夸夸而談的人，因為一個在信仰道路上沒有實證的人，說出來的話只是模仿與空談。

　但雍正帝沒有命人砍掉皇宮裡的索羅杆子，也沒有要傳教士丟棄十字架。雖然他洞察真信與迷信，鞭辟入裡不被當時的時空所限。人間不是沒有神佛的正法，但是宗教派別越多，人們卻越不信神、越遠離佛。人們歷經數百年才看到這個現象，卻未必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雍正帝在當時就看清楚這個問題，還曾力阻這個下滑的趨 勢。這豈是常人辦得到的？

　雍正帝說佛像是用來紀念佛以便禮佛、敬佛的。人們既不是拜人佛，也不是拜木頭偶像。但今時今日的宗教中，人不多是對著「法師」與「木頭偶像」又求又拜，只想消災祈福、求財求子求姻緣？如果雍正帝再生於今日，還能對西方傳教士振振有詞的說中國人造佛像是用來紀念佛以便禮佛、敬佛嗎？

　失去信仰的現代人究竟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究竟是古人「迷信」，還是現代人「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