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廂<拾泥記>

暮年的何凡及林海音。 夏烈／圖片提供

那個時代生活艱苦，卻是不患貧患不均的年代。何凡是個有強烈社會主義色彩的論家，他為勞苦大眾、中下級軍公教人員、小行腳商人、消費者大眾執言，但並不盲目 反對資本主義或持反商情結。我的祖父在北京的北洋政府先任財政部次長、代財政總長，後作國務院祕書長。北伐成功，這批人全體下台，但並沒有人被殺。於是祖 父入北京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因為他本來就是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出身，清末由江南北上進京作官。試想他曾是代財政總長，與商界、企業界關係一定不淺，何 凡的社會主義色彩是否與之相悖？由何而來？我想那是何凡的個性使然；也可能因在家中多接觸政治及官員，醞釀促成這種相異心態。

民國42年先 慈開始主編《聯合副刊》，「玻璃墊上」由是登場，到民國73年收場，近三十二年的時間，他共寫了五千五百篇，每篇八百至一千字，共五百多萬字的「玻璃墊 上」專欄。這五百多萬字是台灣社會的縮影，猶如巴爾札克描繪巴黎社會風俗的九十部小說。這中間和台北市的關係最深，因為他一生中只住過兩個城市──北京與 台北。他原籍全中國最富庶的江蘇南部，卻在北京經歷了滿清政府、北洋政府、軍閥割據、北伐統一、日軍占領及國土光復等階段。在台北，他度過了一生中最平靜 的五十五年。城中歲月長，他把台北看作家鄉，人在台北，心也在台北，與白先勇筆下過客心態的《台北人》顯然不同。然而，台北不是一座靜止的城市，台北是活 躍的、是成長的，甚至是跳動的。他的專欄勾畫了三十年台灣社會的發展史，其中對台北市政著墨最深，批評最多。子敏說：「文獻會要修台北史，有一資料不可或 缺，那就是何凡的全部文集。」同時期的其他專欄作家我記得有《中央日報》的言曦（邱楠），《中國時報》的方以直（王鼎鈞），《中華日報》的鳳兮（馮放 民）。亮軒則是下一代的──這些都是男士。

「玻璃墊上」實事求是，沒有高調，沒有冠冕堂皇的形容詞。「平易近人」及「引人入勝」是最好的描 述。那麼多人，早上一打開《聯合報》，首先就是看「玻璃墊上」。辦公室裡許多人談論何凡今天說了什麼，又寫了哪些大快人心的議論。他不寫花邊新聞、不寫八 股大方向、不寫與宗教有關的宇宙觀，只重現實問題。他關心的是台灣社會的福利及進化。福利包括市政、法治、官吏、整潔、都市、商品、教育、文化、娛樂、體 育等等，包羅萬象，是小方向。進化包括理性的態度、宗教與迷信、科技的發展、經濟的運作等等，是大方向。在他看來，這些比政治還重要，因為政治和政客變來 變去，沒有定則，討論他們根本浪費時間。我知他理想中的國家不見得是個軍事強國，而是一個像瑞士般和諧安詳的社會，國民有好的生活和福利。有些人會認為這 種想法沒有大作為，但卻是切合台灣實際的狀況。有這種意識，和他溫和及務實的個性相合。

認識他的人都認為他是溫文儒雅的君子，內向、低調、 淡泊寡慾、清茶淡飯即可安然度日、不愛搬家、不換工作。寫「玻璃墊上」那些年，不接受電視訪問，原因是他議論面或是攻擊面廣，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每天收到 數封到十數封讀者投書，他是內向的人，顧及電視訪問會破壞隱私。他也很少公開演講，不去大學兼課。他的快樂來自獨處閱讀、聽音樂、看電視、寫作，以及思 索。在學校裡，他從小就是好學生，念當時全北京最好的「師大附小」（「北京第一實驗小學」），保送師大附中初中、保送高中，保送大學，讀英國文學系。所以 社會性的專欄之外，他也翻譯不少文學作品。我初次讀翻譯小說，就是他翻譯史坦貝克的《小紅馬》，似是在《聯合副刊》連載。

因為「玻璃墊上」 以及林海音主編《聯副》十年，許多人以為何凡在《聯合報》工作，其實他只是《聯合報》不上班的主筆。正職是在《國語日報》，民國38年由編輯做起，總編 輯、採訪主任、總主筆、副社長，最後的職務是社長及發行人，民國80年退休，在《國語日報》度過了四十二年漫長的歲月。這中間當然有權力鬥爭，他是贏家， 但從未去踩輸家。他給報社員工的印象是可靠、清廉、有決斷力及守信用，是報社的支柱。他曾將一位為人和善，但生活逐漸散漫的總編輯調差閒職。此君表明他是 黨及情治單位的雙重負責人，並向黨中央提告「非黨員壓迫黨員」，警備總部也打電話到家裡問報份多少，暗示關心。家慈勸他不要再搞下去了，平日溫和的謙謙君 子此時卻說：「沒關係，他們不敢怎麼樣。」因為他認為執政黨不會過度護短，後來證明他判斷正確，此事無聲落幕。

另外一件事與他對政治的判斷 有關：家慈因「船長事件」從《聯合副刊》主編去職後，他到台南出差，順便告訴我外面傳說家慈已被捕不確實，因為「你母親是台灣人，所以不會被捕」。還有一 次馬總統在台北市長任內來拜訪他，我正好在旁邊。他平靜的對馬英九說：「這次你不要出來選總統，下次出來選你會當選。」馬點頭同意。果然，2004沒出來 搶選，2008年他當選。當時我對這些話一知半解，卻也從未問過他。我總覺得他對執政黨有成見，這可能是他的判斷，他的自由思想（所以對任何一個政黨都有 成見），也可能是因為他的北洋政府家庭背景。我也認為，他和馬英九都是正直、成熟、固執的人。這種人沒有太大吸引力，但是適合作帶頭領導，人們心裡有數。

除了專欄及小說翻譯，他的散文雋永、幽默、流暢、頗有學問置中，很像他的好友梁實秋的散文。他曾說過西方大散文家西塞羅認為「支配人生的是命運，不是智 慧」，也就是命運決定一切，智慧、學問、能力等無能與焉；但他卻認為人能設計及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被命運支配。在他的文章裡，這種論調經常出現，類似 存在主義的觀點，但他並不是堅持某種哲學理念的人。實際上，古希臘即有人無法與命運抗爭之說。所以就此一點，他不見得正確，只是說明了他的人生積極態度， 以及反映了他對國人及社會的期待。

他是文學院出身，一生從事與文學或新聞有關的工作達五十八年之久。然而在他內心深處，我知，他認為科技要 超越一切，是國家、社會及人類文明進化最重要的動力，超越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所以我建中畢業時，不顧自己的興趣，投考工學院；以後又娶了一個從事石化 工程的妻子，他頗為贊許，認為方向正確。我在美國從事工程工作多年，又回國在文學院教書，他問我，為什麼不回工學院任教？我未回答。在我的記憶中，他最欣 賞的政府官員一概是理工出身的財經企畫首長，包括尹仲容（電機）、陶聲洋（土木）、嚴家淦（化學）、李國鼎（物理）、孫運璿（電機）、趙耀東（化工），還 有雖無工程學位，卻曾任蘇聯工廠副廠長的蔣經國。這些人為台灣的進步發展打下深厚的基礎。

最後那些年，我在課餘周末常載他和家慈吃館子，然 後駕車兜風。家慈個性外向，但中風，行動不便，已不太說話，只作些簡單的回答。然而我知她是喜歡外出的人。有一天陽明山兜風後回家，我問她：「媽，您今天 高興嗎？」她苦笑了一聲，說：「也沒什麼高興不高興。」而家嚴則本來就是那樣沉默內向的人，有時吃完館子他要我先送他回家，他可獨處在他安靜的小天地裡讀 書、看電視、聽音樂、思索。我並不太了解他對一般生活或生命上的態度，心裡想的是什麼？或他的表情意謂著什麼。我忙著新職，教書、處理資產、與人爭鬥、寫 作，美國、台灣兩地奔波，已有些疲於奔命，顧不得去忖度一個老人的心情，甚至有時麻木或失去耐心。後來家慈走了，隨後一年他也走了，我有了喘口氣的機會。 回頭想想過去種種，含混的揣摩出他欲言又止的話語，又似乎沒揣摩出來。他走後只來看過我一次，模糊不明的下半夜或上半夜，我倆靜對，他仍然無言。

我帶他最後看的一場電影是《搶救雷恩大兵》，那時他接近九十歲。他喜歡這種戰爭片或西部片，近三小時的電影終結後，他淡淡的說了一句：「戲院裡的冷氣冷了 些。」做子女的常在父母過身後有「那時我為什麼沒有那樣做」的遺憾。那常是一些瑣事，父母當時可能並不在乎，甚至不察覺，但子女卻引為終身遺憾──譬如我 為什麼沒想到帶一條小毛毯鋪在他腿上。家慈走後有一天我去看他，走到巷口望見他遲緩獨行的背影。我心中有感受，但未上前並行，因為很多時候他要自己獨處 ──然而，她已走，他寂寞嗎？

寫這些回憶，已是秋末，窗外乾爽的空氣，陽光照耀著躍動的城市。

於是我想到，他走了，但他還留在這座城市中，與他相伴的是台灣大島，以及島上他喜愛的溫純、敦厚、有禮的人們。我想他不會在乎我的粗心、不解人意及無耐心。他注重的是台灣的社會，台北的天空，以及天空下的人們──他是何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