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廂<拾泥記>

 
第四折
 
沙：楊牧在「鄭愁予傳奇」一文 ，說您停筆於一九六五年，您自已認為呢？

　　這只是個「傳奇」的說法，大概他想把我寫得更傳奇些。因為「窗外的女奴」出版於一九六八年，之前在一九六六、七年還寫了長詩「革命的衣缽」，這些都足以證明我並未停筆。楊牧也許覺得，那些可能為了什麼「原因」，並非出自由心的抒情創作。其實，這些詩是很嚴肅的作品，仍然延續了不被外人瞭解的「浪子精神」──它代表一種浪漫情素，也是一種革命精神。絕不可能只有酗酒、流浪；還包括犧牲的襟懷、路見不平的仗義，而革命正是一種路見不平的事業。因此，寫革命的詩正是我非常正當，而且更具意義的表現。

 
一九六五年以後，我仍然不停在寫作，因為到美國的目的就是為了寫作，只是大部分尚未發表而已。後來進入詩創作班深造，一定得寫點東西才能畢業，自然也不曾中輟。還有部分用中文起稿，再翻譯成英文發展。所以，「停筆」只能說是沒有發表罷了。
 
 
（中略）

 
沙：中國文學──特別是詩、詞、曲對您有那些影響？

 
鄭：理論上倒沒有多大影響，我從未想過要將古典文學的某些辭句，運用到自己的作品當中。那些對我影響最深遠的，可能只是氣質和情操。

　　我幼年正值抗戰，只在鄉下讀過私塾，所接受的教育，僅僅侷限於不喜歡的四書、五經等等。老師待我還不錯，他的書局就是教室，裡面放著一疊的線裝書。這些書我也翻著看，不過，專找些舊詩詞，看過就算了，並未下過什麼工夫去研究；因為真正喜歡的還是新文藝。

　　當時，有位親戚因為逃難，住在我伯父家裡，他手抄了好幾本名家的散文和詩；所以，那幾本書對我的啟蒙作用相當大。至於我的作品中為何出現舊東西？主要是能夠使它們更好。構成作品有很多因素，其中之一是「趣味」；古典素材在新詩中所擔當的任務，通常只有趣味，而非詩的真正精神。

 
雨：您出國以後，詩風顯然有很大的改變，也馳離了原有的節奏，究竟是什麼原因？

 
鄭：
我出國以後所發表的詩，毋寧說是一種更散漫的節奏。因為語言環境不同，或多或少都要使用其他文字，在節奏感上自然就有新的情感。不過，這還並非頂重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節奏是使詩的形式改變的最大元素。加州大學陳世襄教授，曾在一篇論文裡，提及這個問題。他甚至從唐詩中發現，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雖然具有相同的形式，節奏上也產生變遷，只是沒那麼明顯罷了。但對現代詩而言，就具體得多了。因為經過一段時期，對相同節奏感覺煩厭，就會試圖改變。如果，我現在寫的還是和卅年前相同，實在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讓我再寫下去！此外，過了中年之後，必須尋找一些更鬆散、更有彈性的節奏，在表達上才不至於捉襟見肘。所以，如此的改變是必須的。當然，我也寫押韻的詩，譬如收在「燕人行」裡「雨說」，後來發表於中國時報；又如「雪的可能」中的幾首詩。不過這種情形比較特殊，「雨說」是為了寫童話詩式的歌謠體；因此，我不會一直沿用這個節奏感──它會整個破壞我抒情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