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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蔣曉雲】 2010.03.19 03:46 am
我的家庭社交所接觸和知道的就是那個「非主流」群體……群體雖然小，卻因為比大家都是行伍出身的眷村父母缺少統一背景，我聽到的事就很多樣性，尤其跟眷村的忠君愛黨氣氛不同的是，這些人對當時國民黨的不信任常常溢於言表……
這兩年「眷村」暴紅，還形成文化現象，今年表演工作坊更把《寶島一村》舞台劇演到了北京和上海。一時之間彷彿台灣的外省人都與眷村攀上關係，這讓我在佩服「眷村代言人」王偉忠先生的行銷能力之外，也激發了講講我所知道的「外省人」的故事。
和王偉忠一樣，在生長的環境中，我透過父母的社交圈認識很多「外省人第一代」，可是我抱著頭想，也想不出哪個叔叔或伯伯是住在眷村裡的，更談不上跟著父母去眷村串門子了。我自己倒是因為結交過眷村的小朋友，進去過眷村；造訪那種有圍牆的「軍區大院」，對我這個牆外的「外省人」來說，當年也是很神祕和刺激的。
民國38年到台灣來的外省人可能很多都是跟著國民黨軍隊撤退的軍人，可是也有「純難民」，他們是不見容於共產黨，卻和當時國民黨政府沒有太多淵源或理念交集的中華民國「國民」，用眷村的說法是一群「老百姓」。他們之中直接遷移到世界各地，變身「華僑」的是姓孔、宋的少數，很多過了羅湖橋到香港受英國人的庇護，有一些就到了台灣；除了不是跟著部隊開拔，他們到台灣的理由林林總總，也許是給垮台的政府再一次機會，也許是逐水草而居，更有碰巧了時辰被斷了歸鄉路的（我就知道這麼一位到台灣來度假的長輩）。偏偏我的家庭社交所接觸和知道的就是那個「非主流」群體。現在回想起來，那些叔叔、伯伯、媽媽、阿姨，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有博學的大儒，也有之無不識的文盲，有顯貴也有庶民，有我父母的湖南同鄉，可是也有很多南腔北調其他省分因為國共內戰而流浪到台灣的外省人。
我沒有統計數字佐證，我只能猜想他們是一個很小的樣本池。可是群體雖然小，卻因為比大家都是行伍出身的眷村父母缺少統一背景，我聽到的事就很多樣性，尤其跟眷村的忠君愛黨氣氛不同的是，這些人對當時國民黨的不信任常常溢於言表。我的想法多少也受到生長環境的影響，和我所認識的眷村朋友大不同調。那個時候，台灣最大的僱主應該是政府，這些叔叔、伯伯、媽媽、阿姨中有文憑的，不管喜不喜歡國民黨，為稻粱謀，很多都進了公家機構做了國家公務員，不過他們一般比較喜歡教書，因為當公務員好像一定要入黨，可能有違他們的初衷；教書的自由度相對比較大，可是常要公開講話，哪怕面對純潔的學生，多說話還是個危險的職業。我開始投稿時，我的父母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雖然得意女兒名字因好事見報，卻又怕我胡編瞎寫惹上文字獄一類的麻煩。有一陣子我忽然對老兵感到興趣，打算寫一系列他們的故事，才寫了第一個短篇，有雜誌約稿，就交了出去。主編是位前輩，特為此找了我去，告訴我退伍軍人的題材不要寫，把稿子當面退了。我回家罵罵咧咧，覺得老人家想得太多，我的父母聽說了卻差點沒去函致謝，覺得真是碰到好人。
我小時候對一些事有記憶，向父母求證，問他們：「你們那天晚上說過什麼什麼？」他們就斥我是「作夢」。最後我也分不清自己腦子裡那些片段的印象是夢是真。可是管它真假，我小學就開始編故事寫小說自娛了。真正記得，可以印證我這個外省家庭與別人不同的時候，已經念高中了。因為在學校搞文藝活動算個活躍分子，教官要我入黨，如果沒記錯，幾位同學還一起跟當時的青年救國團主任李煥座談，搞一場小菁英入黨的戲碼。當年高中生加入國民黨真是一件小事，卻驚動了我的父母。他們認真地討論要怎樣婉拒才能面面俱到，不至於影響我的前途。我大不以為然，不入就不入，講一聲就是了，國民黨哪有那麼不講理？我爸爸把我臭罵一頓，內容完全忘記了，只記得他氣急敗壞地對我媽媽說：「你看她被洗腦了！」最後我被逼得灰頭土臉地去跟教官說，父母說入黨是「大人之事」，我還「未成年」。
比較戲劇性的一次，是1975年以後我已經得了聯合報小說獎開始發表小說，不知道是什麼公家單位邀請青年作家餐敘，我應邀前往，席間被安排坐在某將軍的旁邊，回家後自然要被父母盤查細節。我敘事的時候沒有直呼其名，而是照著被介紹時的稱呼，叫主人官銜「某將軍」，我爸爸很不屑地說：「什麼將軍？幫別人養私生子的裁縫也是中華民國的上將了。」那時候我已經是大學生了，忽然小時候這裡那裡、亂七八糟聽來的閒話都連連看一樣地連起來了，原來不是作夢。我一個父執對共和國有「太子」和「太子黨」都是極看不慣的，常對我父母發牢騷，最喜歡講經國先生的閒話，所以我大概小學時就聽說了許多小蔣的風流韻事，只是對時人不熟，兜不攏誰是誰，更沒把小時候大人嘴裡形容的「豬頭豬腦」的豬哥「太子」和自由中國經由國民大會選舉出來的領袖和他的家庭連到一塊去。
和眷村裡日子過得簡單而篤定的外省家庭相比，我生活裡的大人真是複雜又徬徨得多了。他們愛批評時政，對政府不滿，意見又多，常互相通風報信說是誰誰多言賈禍，又給抓了進去，可是顯然不自我警惕，有時還故意給自己找點麻煩。我有一位父執輩是從前的「萬年國代」，一天興奮異常地對我父母描述他們幾個如何在行使投票權時串聯投下廢票，抗議總統一再競選連任「違憲」。他們冒著嚴重的後果希望起碼讓第一次表決不能通過，「給想做皇帝和拍馬屁的人一點教訓」，這些書生對獨裁微弱的抗議現在講起來似乎很可笑，可是連我那麼小，都知道他們在謀大事；這件事後來的發展好像是有人臨陣退縮，折騰半天，唯一的候選人還是得了個「萬民擁戴」的投票結果。我多少年以後才知道，這位長輩是參與立憲的國代，雖然他們後來在台灣都是別人革命的對象，但當年他們也是有過理想的；即使在獨裁的強人政權下，他們也曾經卑微地維護過那本他們參與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
有時大人不小心讓我聽到的事，不用他們說，我自己也覺得是作夢。倒是年紀漸長以後，讀到一些東西，居然會和我兒時的那些片段的「夢」產生聯結。我記得我的一個世伯是「西西派」，小孩自然不知道西西是什麼東東，問了人家大概又說我是「作夢」就打發了。我也要到多少年以後才知道是CC，不是西西，應該也是確實聽到過這個說法，才知道世上有「西西派」（CC派）讓一堆貼到標籤的外省人都倒了楣吧。
王偉忠和他的工作夥伴們帶著各種文藝作品在大陸四處巡演和推廣，他們在台灣以外也得到熱烈的回響，真是一件喜事。可是他出了本新書說是「寫給當年未隨親人來台、留在大陸家人看的一本書，告訴他們國民黨老兵在過去六十年是怎麼過的，以及第二代外省人所經歷的成長背景」，這就讓我這個第二代外省人要舉手抗議了。
若干年前，朱天心在她〈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一文中給我也派了一間房，我當時沒吭聲。在台灣沒有眷村庇護的外省人是小眾也是烏合之眾，和眷村的雞犬相聞不同，我們這種人家裡出了事是不會有隔壁張媽媽李媽媽來關切或幫忙的，只會連夜搬家，消失在人海裡。和我的父母一樣，做為外省第二代的我也習慣保留隱私，把自己藏起來，所以連故舊如天心也錯以為我是她眷村的兄弟姊妹呢。王偉忠接下朱家姊妹以及其他能顯父母的眷村子弟的棒子，用更有威力的傳播工具把眷村的故事講得這麼熱鬧，已經讓眷村和台灣的外省人畫上了等號。可是我知道的那些眷村外的長輩，他們和眷村裡的長輩從同一個時代走過，從中國各省到了台灣，他們也都年輕過，熱情過，他們也有自己的故事，可是他們沒有王偉忠代言，沒有電視劇和舞台劇，也沒有紀念館。缺少代表性不表示不存在，我父母作古多年已經無法反對，可是為人子女的我不忍心讓王偉忠的成功把他們一整個時代都搬進眷村。唉！可惜我們家大人說話，小孩是不興旁聽的，所以我懵懵懂懂的長大，所知極為有限，如果那個時候他們讓我與聞大人的「反動言論」，起碼我有多些的素材寫小說來紀念他們的時代，讓後人知道台灣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軍區大院」外面也有異鄉人的血淚斑斑。現在怎麼辦呢？已經多年不再創作的我，又開始拼湊那些片片段段童年「夢」中聽說的事，寫我自己也真假難辨，可是事假情真的小說。我知道自己淺陋，我也知道小說的讀者在凋零，可是我不忍心讓斯人獨憔悴，我想要記下他們的人生逆旅。
【2010/03/19 聯合報】http://udn.com/NEWS/READING/X5/5484203.shtml
延伸閱讀：
維基百科：CC派（全稱為「中央俱樂部組織」）
我的家庭社交所接觸和知道的就是那個「非主流」群體……群體雖然小，卻因為比大家都是行伍出身的眷村父母缺少統一背景，我聽到的事就很多樣性，尤其跟眷村的忠君愛黨氣氛不同的是，這些人對當時國民黨的不信任常常溢於言表……
這兩年「眷村」暴紅，還形成文化現象，今年表演工作坊更把《寶島一村》舞台劇演到了北京和上海。一時之間彷彿台灣的外省人都與眷村攀上關係，這讓我在佩服「眷村代言人」王偉忠先生的行銷能力之外，也激發了講講我所知道的「外省人」的故事。
和王偉忠一樣，在生長的環境中，我透過父母的社交圈認識很多「外省人第一代」，可是我抱著頭想，也想不出哪個叔叔或伯伯是住在眷村裡的，更談不上跟著父母去眷村串門子了。我自己倒是因為結交過眷村的小朋友，進去過眷村；造訪那種有圍牆的「軍區大院」，對我這個牆外的「外省人」來說，當年也是很神祕和刺激的。
民國38年到台灣來的外省人可能很多都是跟著國民黨軍隊撤退的軍人，可是也有「純難民」，他們是不見容於共產黨，卻和當時國民黨政府沒有太多淵源或理念交集的中華民國「國民」，用眷村的說法是一群「老百姓」。他們之中直接遷移到世界各地，變身「華僑」的是姓孔、宋的少數，很多過了羅湖橋到香港受英國人的庇護，有一些就到了台灣；除了不是跟著部隊開拔，他們到台灣的理由林林總總，也許是給垮台的政府再一次機會，也許是逐水草而居，更有碰巧了時辰被斷了歸鄉路的（我就知道這麼一位到台灣來度假的長輩）。偏偏我的家庭社交所接觸和知道的就是那個「非主流」群體。現在回想起來，那些叔叔、伯伯、媽媽、阿姨，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有博學的大儒，也有之無不識的文盲，有顯貴也有庶民，有我父母的湖南同鄉，可是也有很多南腔北調其他省分因為國共內戰而流浪到台灣的外省人。
我沒有統計數字佐證，我只能猜想他們是一個很小的樣本池。可是群體雖然小，卻因為比大家都是行伍出身的眷村父母缺少統一背景，我聽到的事就很多樣性，尤其跟眷村的忠君愛黨氣氛不同的是，這些人對當時國民黨的不信任常常溢於言表。我的想法多少也受到生長環境的影響，和我所認識的眷村朋友大不同調。那個時候，台灣最大的僱主應該是政府，這些叔叔、伯伯、媽媽、阿姨中有文憑的，不管喜不喜歡國民黨，為稻粱謀，很多都進了公家機構做了國家公務員，不過他們一般比較喜歡教書，因為當公務員好像一定要入黨，可能有違他們的初衷；教書的自由度相對比較大，可是常要公開講話，哪怕面對純潔的學生，多說話還是個危險的職業。我開始投稿時，我的父母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雖然得意女兒名字因好事見報，卻又怕我胡編瞎寫惹上文字獄一類的麻煩。有一陣子我忽然對老兵感到興趣，打算寫一系列他們的故事，才寫了第一個短篇，有雜誌約稿，就交了出去。主編是位前輩，特為此找了我去，告訴我退伍軍人的題材不要寫，把稿子當面退了。我回家罵罵咧咧，覺得老人家想得太多，我的父母聽說了卻差點沒去函致謝，覺得真是碰到好人。
我小時候對一些事有記憶，向父母求證，問他們：「你們那天晚上說過什麼什麼？」他們就斥我是「作夢」。最後我也分不清自己腦子裡那些片段的印象是夢是真。可是管它真假，我小學就開始編故事寫小說自娛了。真正記得，可以印證我這個外省家庭與別人不同的時候，已經念高中了。因為在學校搞文藝活動算個活躍分子，教官要我入黨，如果沒記錯，幾位同學還一起跟當時的青年救國團主任李煥座談，搞一場小菁英入黨的戲碼。當年高中生加入國民黨真是一件小事，卻驚動了我的父母。他們認真地討論要怎樣婉拒才能面面俱到，不至於影響我的前途。我大不以為然，不入就不入，講一聲就是了，國民黨哪有那麼不講理？我爸爸把我臭罵一頓，內容完全忘記了，只記得他氣急敗壞地對我媽媽說：「你看她被洗腦了！」最後我被逼得灰頭土臉地去跟教官說，父母說入黨是「大人之事」，我還「未成年」。
比較戲劇性的一次，是1975年以後我已經得了聯合報小說獎開始發表小說，不知道是什麼公家單位邀請青年作家餐敘，我應邀前往，席間被安排坐在某將軍的旁邊，回家後自然要被父母盤查細節。我敘事的時候沒有直呼其名，而是照著被介紹時的稱呼，叫主人官銜「某將軍」，我爸爸很不屑地說：「什麼將軍？幫別人養私生子的裁縫也是中華民國的上將了。」那時候我已經是大學生了，忽然小時候這裡那裡、亂七八糟聽來的閒話都連連看一樣地連起來了，原來不是作夢。我一個父執對共和國有「太子」和「太子黨」都是極看不慣的，常對我父母發牢騷，最喜歡講經國先生的閒話，所以我大概小學時就聽說了許多小蔣的風流韻事，只是對時人不熟，兜不攏誰是誰，更沒把小時候大人嘴裡形容的「豬頭豬腦」的豬哥「太子」和自由中國經由國民大會選舉出來的領袖和他的家庭連到一塊去。
和眷村裡日子過得簡單而篤定的外省家庭相比，我生活裡的大人真是複雜又徬徨得多了。他們愛批評時政，對政府不滿，意見又多，常互相通風報信說是誰誰多言賈禍，又給抓了進去，可是顯然不自我警惕，有時還故意給自己找點麻煩。我有一位父執輩是從前的「萬年國代」，一天興奮異常地對我父母描述他們幾個如何在行使投票權時串聯投下廢票，抗議總統一再競選連任「違憲」。他們冒著嚴重的後果希望起碼讓第一次表決不能通過，「給想做皇帝和拍馬屁的人一點教訓」，這些書生對獨裁微弱的抗議現在講起來似乎很可笑，可是連我那麼小，都知道他們在謀大事；這件事後來的發展好像是有人臨陣退縮，折騰半天，唯一的候選人還是得了個「萬民擁戴」的投票結果。我多少年以後才知道，這位長輩是參與立憲的國代，雖然他們後來在台灣都是別人革命的對象，但當年他們也是有過理想的；即使在獨裁的強人政權下，他們也曾經卑微地維護過那本他們參與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
有時大人不小心讓我聽到的事，不用他們說，我自己也覺得是作夢。倒是年紀漸長以後，讀到一些東西，居然會和我兒時的那些片段的「夢」產生聯結。我記得我的一個世伯是「西西派」，小孩自然不知道西西是什麼東東，問了人家大概又說我是「作夢」就打發了。我也要到多少年以後才知道是CC，不是西西，應該也是確實聽到過這個說法，才知道世上有「西西派」（CC派）讓一堆貼到標籤的外省人都倒了楣吧。
王偉忠和他的工作夥伴們帶著各種文藝作品在大陸四處巡演和推廣，他們在台灣以外也得到熱烈的回響，真是一件喜事。可是他出了本新書說是「寫給當年未隨親人來台、留在大陸家人看的一本書，告訴他們國民黨老兵在過去六十年是怎麼過的，以及第二代外省人所經歷的成長背景」，這就讓我這個第二代外省人要舉手抗議了。
若干年前，朱天心在她〈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一文中給我也派了一間房，我當時沒吭聲。在台灣沒有眷村庇護的外省人是小眾也是烏合之眾，和眷村的雞犬相聞不同，我們這種人家裡出了事是不會有隔壁張媽媽李媽媽來關切或幫忙的，只會連夜搬家，消失在人海裡。和我的父母一樣，做為外省第二代的我也習慣保留隱私，把自己藏起來，所以連故舊如天心也錯以為我是她眷村的兄弟姊妹呢。王偉忠接下朱家姊妹以及其他能顯父母的眷村子弟的棒子，用更有威力的傳播工具把眷村的故事講得這麼熱鬧，已經讓眷村和台灣的外省人畫上了等號。可是我知道的那些眷村外的長輩，他們和眷村裡的長輩從同一個時代走過，從中國各省到了台灣，他們也都年輕過，熱情過，他們也有自己的故事，可是他們沒有王偉忠代言，沒有電視劇和舞台劇，也沒有紀念館。缺少代表性不表示不存在，我父母作古多年已經無法反對，可是為人子女的我不忍心讓王偉忠的成功把他們一整個時代都搬進眷村。唉！可惜我們家大人說話，小孩是不興旁聽的，所以我懵懵懂懂的長大，所知極為有限，如果那個時候他們讓我與聞大人的「反動言論」，起碼我有多些的素材寫小說來紀念他們的時代，讓後人知道台灣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軍區大院」外面也有異鄉人的血淚斑斑。現在怎麼辦呢？已經多年不再創作的我，又開始拼湊那些片片段段童年「夢」中聽說的事，寫我自己也真假難辨，可是事假情真的小說。我知道自己淺陋，我也知道小說的讀者在凋零，可是我不忍心讓斯人獨憔悴，我想要記下他們的人生逆旅。
【2010/03/19 聯合報】http://udn.com/NEWS/READING/X5/54842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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