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廂<拾泥記>

 【聯合報╱薛仁明】生前死後，劉邦總被罵「無賴」；前前後後，也整整罵兩千餘年了。這罵，肯定有道理。但是，再怎麼罵，又再怎麼有理……當年，決定念歷史系，是受了司馬遷的影響。因程度不好，又不認真，高中時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其實懵懂，壓根讀不出此文的千迴與百轉。但他那三句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卻讓年少的我，憧憬滿懷。後來，我果然讀了台大歷史系；但念了四年，卻完全不知如何「究天人之際」。一方面，固然是我沒用心讀《史記》；二方面，也是學院那種科學實證、主客對立的學術體制，根本與「天人之際」無緣。所幸，大學畢業後，我就脫離了這學術體制，不再讀那二元對立、毫無生命情性的乾枯論文。後來，慢慢丟掉了包袱，像個小學生，學會虛心、學會誠懇，重新與中國的學問素面相見，一點一滴，沁入魂魄深處。這時，我再讀《史記》，總算明白，何謂「天人之際」。

蘇東坡在台北／「虛舟」蘇軾展演
 

2012-06-12   中國時報  【張輝誠】
 

【聯合報╱張小虹】2012.05.17
昔 日面對風起雲湧的廿世紀，五四知識分子中的保守派不惜出言恫嚇，揚言婦女解放運動的後果，必是「男子無業，女子無家」。他們預言進入職場的女人，會搶了男 人的飯碗，造成男人的失業，而搶了男人飯碗的女人，則是註定無法結婚成家，終以悲劇收場。而廿一世紀的父權焦慮，已然成功將恫嚇預言轉換為性別標籤，堂而 皇之以「剩女」一詞做「女大當婚」的意識形態催逼。
故「剩女」表面上像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適婚女子總數減去已婚女子總數，或適婚女子總數減去適婚男子總數，又像是一道無解的性別議題，糾結在「男人下娶、 女人上嫁」的古老婚配邏輯與女性獨立自信、經濟自主的當下現況，更像是一道滾雪球般的社會問題，牽拖著結婚率、離婚率、生育率、高齡化、外來移民越滾越 大。
但說穿了所謂的「剩女現象」，也不過就是越來越多的女人更晚進入婚姻或根本不進入婚姻。換個角度思考，「剩女」的真正問題，或許不在於不斷攀升的統計數據或比例，不在於性別結構的變與不變，也不在於動搖國本的茲事體大，而在於「剩」作為一種無法言喻的「時間焦慮」。
更進一步逼問，「剩女」一詞所標示的重大時間焦慮，究竟是發生在被指稱為「剩女」的群體之中，還是發生在不斷指稱「剩女」為「剩女」的父權異性戀婚姻制本 身，前者被放大的是女人「適婚年齡」、「生育年齡」的稍縱即逝，而後者則反映了父權異性戀婚姻制度本身內在的危機。到底是女人嫁不不出去？還是異性戀婚姻 機制本身出現了極有可能淡出歷史（至少喪失絕對主導權）的式微掙扎？英國的單身人口超過了已婚人口，法國的非婚生子女早超過婚生子女。究竟是不在婚姻制度 中的女人，還是婚姻制度本身，正在成為剩菜殘羹呢？誰是少數，誰是多數，誰又是正在由少數形成的多數呢？
這樣的文化反思將提供一個截然不同的思考路徑，不是《敗犬女王》一類的新編羅曼史腳本，不是《大女當嫁》、《盛女愛作戰》的男女配對與形象改造，而是積極 迎向當代文化、經濟、科技變動中的新布局、新想像、新連結。例如，以異性戀婚姻為量尺所統計出來的數據：台灣的離婚率亞洲最高，生育率全球最低，適婚年齡 女性的未婚比例世界第二高，四十歲女性超過五分之一處於「沒有婚姻」狀態中。面對這些數據，我們究竟是應該感到焦慮還是驕傲？
如果有人在這些數據中讀到的，全然只是婚姻解體、家庭崩毀，國族垂危，那是否也可以另一批人能在同樣的數據中讀到自主性、選擇權、性慾取向、親密關係、伴 侶形態、家庭模式的多元變化。同樣的數據，同樣的訊息，若「婚姻制度岌岌可危」是前者的危言聳聽，那「婚姻不再是人生必要的階段」便是後者的樂觀其成。
究竟是誰將被淘汰出局？究竟是誰在拉警報？「剩女」不可能靠著文字遊戲的「盛女」而敗部復活，「剩女」也不可能靠著個人的化妝打扮或姊弟戀就找到美好歸 宿，「剩女」必須回到其作為意識形態召喚的權力慾望機制去重新設定：「剩女」是一種焦慮，「剩女」更是一種「焦慮轉移」，成功移轉了父權異性戀機制在當代 的無效性。那已然無法hold住時代變動、新興家庭形態、性愛關係、甚至生育技術模式的傳統父權異性戀婚姻制度，恐怕才是真正應該擔心害怕，怕一個不小 心，就這樣錯過了時代的脈動先機而被「剩了下來」。
那不再神聖不再獨大的「剩侶」。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ETtoday –2012/4/29  
大陸中心／綜合報導
        中國古代星象學家到底是如何準確觀測天文？又是利用什麼儀器來測量節氣？這兩個問題在4月分有了最新發展！早在1977年，大陸安徽阜陽市出土的西 漢文物中，曾發現「不知名漆器」、「兩個圓盤」、「式盤架」，當時沒人知道這些物品的功用為何，經過大學教授石雲裏與當地博物館2年多的合作後，發現了隱 藏在2100多年前的秘密，原來這些全是全球最古老的天文觀測儀。
 
        中科大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教授石雲，近年來致力研究從阜陽西漢汝陰侯墓中出土的幾件文物，結果在日前出爐，不少中外學者都為之訝異。當初出土的眾多 古物中，有太乙九宮占盤、二十八宿圓盤和六壬栻盤等等，被稱為考古史上最早的天文設備，但兩件被命名為「不知名漆器」和「式盤架」的作用則始終不明朗。
        石雲裏教授與研究團隊花了兩年多時間，發現這兩件古物的秘密。根據《合肥在線》的報導，經過計算分析表明，汝陰侯墓的「式盤架」，判斷是用以支撐二 十八宿盤，二者搭配，就夠成一組「赤道式觀測儀」；這樣的發現與漢代文獻中記載的「圓儀」特徵非常相似，可判定汝陰侯墓中出土的「式盤架」，絕對與觀測天 象有關。
        過去的歷史上，不少人誤認為東漢張衡製作的渾天儀，就是中國最早觀測天象的儀器，但在阜陽西漢汝陰侯墓中出土的「式盤架」，結合一併發現的二十八宿圓盤，就可算出天空中每個星象間的距離，進步的程度，比東漢渾天儀至少早了200多年。
        相對於「式盤架」屬於夜晚，「不知名漆器」則是白天的天文儀器。「不知名漆器」命名就因當初不明瞭作用而來，但造型精巧，絕對是當代工藝極致成就， 其中更包含不少現代天文學知識。奇特的造型上有幾個特殊點位，是人工設定，附加特別裝飾。研究團隊發現，如果將「不知名漆器」安放在漢代的長安或者是阜陽 地區，只要每逢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個重要節氣的正午時分，太陽投射的黑影剛好就會落在點上，因此判斷「不知名漆器」就是一具可判斷節氣的「圭表」。
        現存最早的圭表實物，是1965年江蘇儀征石碑村東漢墓出土的「銅制圭表」。西漢汝陰侯墓中發現的漆器圭表，則刷新了圭表的出現年代，並再次證明西漢時期的天文科技起，早就有不輸東漢，甚至更高的天文觀測水準。
 
http://tw.news.yahoo.com/%E8%A5%BF%E6%BC%A2%E5%8F%A4%E5%A2%93-%E4%B8%8D%E7%9F%A5%E5%90%8D%E6%BC%86%E5%99%A8-%E7%82%BA-%E5%9C%AD%E8%A1%A8-%E5%88%B7%E6%96%B0%E5%8F%A4%E5%A4%A9%E6%96%87%E7%B4%80%E9%8C%84-073900090.html
 

日前在中國時報副刊看到有人為文紀念毓老師，一直覺得這個名字很熟。查了下資料才發現他的偉大之處，以前讀到司馬遷對孔子的評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一直無法深刻的體會箇中的情感，但透過這些文章，除了稍微認識了這位當代的偉大人物，也似乎對司馬遷的心情有一些些的體會（慚愧慚愧）。可惜小輩如我，未 曾有緣得見毓老或得其指點一二。當然，也希望大家能透過這些文章，認識大師的學養，並從中學習其人格精神與處世態度。因此，蒐羅網上與毓老相關的紀念文章 與新聞，羅列其下。（拖到現在當然是因為我沒空，但我一直放在心上，趁現在稍微有空時，便開始蒐集啦！─google很好用）
 

 2011/5/27中國時報 
 
文/陳芳明
 
  　黃春明接受「百年小說研討會」的邀請，五月二十四日在台南的文學館演講，題目是「台語文書寫與

【聯合報╱馬驥伸】2010/12/23  
大學和大學生是觀察時代環境很重要的多面鏡體的一角。六十年，就人類社會說，是變化滿多的時間距離。六十年前是民國39年，更上一個六十年前是1890──清光緒16年，還在科舉時代，舊制的京師大學堂都尚未成立……
一張張全身學士服的畢業照，偶爾有幾張袍角下露出牛仔褲或球鞋，從照片上乍看起來，不會想到他們是六十年前台北的大學生。
那時的牛仔褲是真正美國海軍水手服，流通到市上。身價不貲，穿得起的不多，而且多是男生。女生大多是過膝長裙、連身裙，也有人穿直桶型旗袍（俗稱大褂）。一般男生普遍的是襯衫、卡其布長褲。
民國39年，台灣只有台北的台灣大學、師範學院，和台中農學院、台南工學院，從北到南共四所大學，這一批大學畢業生，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後，僅有的能較為安定、完整求學，而且順利畢業的幸運兒。同時期進入大陸各地大學的男女青年，都在學潮、內戰的混亂中度過三年，最後歸入中共統治下。
推前兩年──民國37年，是台灣這批畢業生大學生活明顯的分水嶺。
前兩年，台灣處於戰後及光復初期，百廢待舉，而中央政府無力也無心著力照料，台灣四所大學學生和資深教授不足。後兩年，政府逐步遷台，人力、財力、經營力何止倍增，大學情況驟變。
就學生說，前兩年，是以本地日制中學畢業生和返國插班的台籍留日學生為基幹，大陸來台求學的，是抗戰勝利後，飄散全國學生潮中的一小部分。後兩年，增添了由於政權版圖更易的狂濤、以倒海之勢沖流到這還能維持原有意識形態的一隅之地的一大股人。
就師資說，更是巨浪席捲來一大批菁英。
前此自由卻散漫的校園：壁報、海報、大型漫畫，（師院中庭走廊壁報板上膾炙人口的一幅漫畫：教授面對黑板大字寫出「三民主」，「義」字才到一半；第一排課桌椅，一個學生埋頭小睡，一個學生面對窗外，一張課桌上放著一頂學生帽，此外別無他人。）師生同學之間的言論、隨心所欲（台大壁報一首打油詩，諷刺某位院長在校方配供院長三輪包車車背大字漆書「台大×學院長×」，其中名句「風頭出盡三輪尾」。）罷課、遊行抗議（師院學生請願改制大學，聚眾在校門口堵住由南京來台在校內視察的教育部長朱家驊，校方只好把部長從後巷小門送走。）幾乎是每月一現。「二二八」事件，大學生涉入者不多；38年的「四六」事件，則是大學學潮的高峰。
對我們影響較深的是，圖書館的書原本尚未設限。喜愛文藝的，借閱的大都是三十年代的小說、詩、戲劇，大部分是左翼作家所著，魯迅、巴金、杭約赫、曹禺、田漢等的作品，充分流通。翻譯作品以蘇俄原著居多，高爾基、蕭洛霍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戲劇，到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戲劇理論，都自由借閱。馬克思的《資本論大綱》、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我都從學校圖書館借過。這類作品，甚至連只是譯者或出版者左傾的，在民國38年「四六」學潮之後，都從各校圖書館消失。後續入學的大學生除了曾在中學讀過，此後至少二十年以上在台灣接觸不到這些作品。「四六」之後，我參加的「師院戲劇之友社」排演曹禺名劇《雷雨》，我這個「社長」被訓導處找去，「善意」警告：「你們這樣做，是為匪張目。」
雖然廣播一枝「略」秀，報紙也曾有過十多家；在艱困的經濟大環境下，經營和消費雙方都力道不足，大學生對媒體冷漠而疏遠，以致對時局隔膜，與現實社會互動也熱絡不起來。部分學生較常看電影，男女生交遊，電影院是最常去處。看完影片印象隨之淡出，沒有媒體渲染鼓吹，「影迷」風氣也掀不起來。
37、38年間，台北市唯一可以點選古典音樂的「朝風」咖啡館，是我們一些熱愛文學藝術的年輕人的聚會所。到那裡的人，是為音樂，它的咖啡平平。只有一架手搖唱機、不會超過一百張老舊唱片，卻是除了收音機之外，僅有的欣賞古典音樂管道。
大學生來自全省城鄉和大陸天南地北，年齡參差，背景懸殊，交往來自球友、棋友、宿舍鄰友 ……
同班之誼，要等一兩年後，才慢慢加濃。烤肉、郊遊、野餐，尚未流行，大家手頭拮据是原因之一。舞會更不必說，社交舞不受校方鼓勵，校外邀同學舉辦，校方獲知，也有麻煩。而且，會跳上幾步的，也沒幾個人，他們有自己的去處，不必邀聚同學。
台大、師院之間，老同學、老朋友不少，甚至有人跨讀兩校，都有學籍。兩校社團中，「台大話劇社」和「師院戲劇之友社」往來較多；「麥浪歌詠隊」以台大為主，隊員也有師院學生，「四六」事件中，「麥浪」隊員受牽連的很多。
校外活動，知之不詳。就我個人也曾參與的，以新生報副刊《橋》主編歌雷（本名史習枚，和聯合報系元老劉昌平、馬克任是復旦大學新聞系同學）帶動的文藝活動，薈聚的大學生最多。後來，受「四六」事件牽連，歌雷入獄，《橋》也停刊。
36年底，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舉辦了一次「戲劇講習班」，其中將近半數是大學生，以話劇藝術為研討主題，講師含括戲劇、電影及其他藝文界人士。這班同學有些散到戲劇界和學校劇運，但有些講師後來涉入白色恐怖。主講電影的白克被處死刑，主講詩歌朗誦的雷石榆和主講閩南語話劇的陳大禹逃亡大陸，主講舞蹈藝術的蔡瑞月是雷石榆的夫人，受牽連被囚禁綠島三年。
除了捲入學潮，大學校園內一般同學步調平徐。沒有電視吸引，也沒有手機牽制；大學四年中，學生很少打過電話。打給誰？誰有私人電話？校園、街上，目光所及看不到什麼彩色繽紛撼動心弦的人、事、景、物。
更重要的是，沒有無窮無盡的新聞、廣告剝奪時間，攪動心緒。
從講堂獲得的知識，很少連結到實質的利益──除非博取高分也算是。那時的大學與社會尚還疏離，各種企業很少寄望有大學生加入。連新聞界都不重視學歷背景，大學也不把新聞事業放在眼下，台大校長傅斯年斷然拒絕設立新聞系。事實上，大學在那時並不熱門，冷科系真的門可羅雀，比我晚一級的師院數學系只有一名畢業生，台大心理系有一個年級沒有學生。
複雜的學生來源形成紛歧的學生心情。
人數居多的本地同學，爭取到比日治時代增多的深造機會，期待著台灣人自己的主體環境到來，為本鄉本土發展努力。
35、36年隨家或個人來台就學的學生，是隨緣培育自己，期盼返鄉有日。另有少數，原有工作，半工半讀。還有一些是國共兩黨的職業學生，他們有些曾在大陸大學就讀，遷轉來台。其中還有本省籍學生到大陸讀一兩年大學後，轉回台灣；「四六」學運事件後，再潛返大陸，嗣後出任中共要職的師院同學鄭鴻溪就是其中之一。
民國37年開始，大陸政軍民商陸續擁入，學生來源驟增。除了軍公教人員和一般民眾子弟而外，還有流亡學生、退役官兵。入學方式形形色色，有大一新生、轉學生、插班生、寄讀生，還有附讀生。尤其是台大，外省籍學生人數大量增加。台大校方統計，民國35年到38年間入學學生省籍，本省籍58.1%，外省籍41.9%；文學院的外省籍學生，占72.9%。
混亂的時局加上崩潰的經濟，交織著紛歧背景的學生，使大學校園陷入煩囂惶亂。面對極不穩定的現實生活，險而難測的未來，大學生不知何去何從，無 從安定生活，更無法安心向學，對前途更不知如何期待。
這一段波動的日子因38年兩岸政權對峙之局確定，和這一年實施的新台幣改制，逐漸緩和，終於形式和表面上落實了。
劇烈動盪的時代與生活，是年輕人磨鍊與激勵的機會。這幾年的大學生裡，雖然成分紛歧、龍蛇混雜，卻也臥虎藏龍、人才輩出。前期早幾年的，有政壇領袖人物如台大的李登輝、彭明敏、辜寬敏。較後晚入學的，在師院多藝術家如楊英風、史惟亮、許常惠、李子達（李行）；台大則以學術界居多，後來當選院士的李亦園、許倬雲、錢煦等人都是37、38年間考進台大。台大醫學院培養出來的前輩名醫，更是不勝「列」舉了。
比對六十年前後大學校園和學生生活，實質已多變易，但有些形式上尚還依稀的。學生身上的卡其褲、牛仔褲，腳上的球鞋；教室裡的排排坐課桌椅、黑板（多已換成白板）、講台；教授一廂情願地獨白，學生人在心不在地神遊（當然不是通例）；規律的上下課鐘聲，只是多已換成電鈴，而且是錄音播放的；制式的畢業典禮和畢業證書……都沒多大改變。
相應代換的：鉛筆、沾水筆尖鋼筆、自來水筆──原子筆、電腦。蠟紙油印──影印、電腦列印。土產腳踏車、進口腳踏車──摩托車、汽車。
當年想像不到的：手機、信用卡和今日的國家社會生態。
大學生當showgirl，太匪夷所思，何來show的場所？也無此行業。戴粹倫當主任，師院音樂系學生只可在本系正式音樂會演唱、演奏，在校內一般同樂會表演都不准許。
在那百業蕭條時代，大學生極少打工機會，除非原有職業，自動進修。似乎只有藝術系同學替片商畫過電影海報（沒有能印海報的工廠，都是用人工一張張去畫），他們不是以畫家身分設計作畫，是比照畫工，甚至是學徒待遇，去一張張臨摹放大。
家庭教師輪不到大學生，那時沒有升學競爭，很少有人聘請家教。我曾和日籍考古學家國分直一教授，和後來涉入共黨嫌疑的台大醫學院助教劉沼光以國日、國台語互教，是義務交換，我只白吃過他們餽贈的糖果點心，算不上家教，而且是光復剛過半年的事。
大學四年，往事真已如雲，朦朧疏散，聚攏不出多少清晰的舊影。偶或出現我回憶中的，似乎只有師院校園那古老的鐘聲。我家距學校很近，聽到預備鐘響，還來得及趕上朝會。大三頭幾個月，兩三個知己好友一時心血來潮，相約二十年後如何如何。不久各自西東，你出國、他回大陸，隔洋、隔海、隔了歲月和滄桑，約期淡淡滑過。如今拾回記憶，已是一個、兩個、三個二十年，難道還會有第四個二十年？
六十年來，精神和物質環境改變了很多，大學生活也改變了很多。但也有些改變不了或沒有改變的。
六十年來，或許還繼續若干年後，最沒有改變的是因應大學生涯的原則：不要過於寄望它、依賴它，否則你可能很失望；也不要過於輕忽它、空耗它，否則你一定失落許多。

【聯合報╱張作錦】2010/12/23
 
 
──由此想到外國人造成「敦煌學」的歷史往事
敦煌莫高窟的文物是中華文明的具體證明。但是這些文物的精華，卻在英國、法國等外人的博物館裡。
莫高窟第十七窟的「藏經洞」於1900年發現後，官方雖然得到報告，但不聞不問，而西方人卻聞風而至。以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為首的各國人等，以巧取豪奪的方式，幾乎把藏經洞的精華文物搬運一空。這些文物在西方國家級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展出，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和研究，「敦煌學」於焉誕生。
國人有譴責彼等為強盜者，他們回應，如果不是他們，會有「敦煌學」這個名詞嗎？2000年盛夏，全球各地學者專家五百人齊聚敦煌，隆重舉行「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一百周年紀念大會」。
歷史自身並不重演，是愚人重演了歷史。「蔣介石日記」的事，也許能驗證這句話。蔣經國故去，台灣大力「去中」、「去蔣」，卸下「大中至正」牌匾，慈湖撤哨，拆除兩蔣銅像，一時風聲鶴唳。如果「蔣介石日記」不適時「流放異國」，今天下場如何？殊未可知。
一手經辦此事的蔣方智怡，並不是隨便找一個「外國機構」存放先人的日記。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有一流的技術，有一流的管理，也有一流的學術地位。
因為有一流的技術，才能把部分發霉的、快要風化的、黏在一起揭不開的日記，花了一百多萬美元，一一修復，並製成複本。
因為有一流的管理，才能在一定的溼度和溫度的環境裡，循合理的制度，開放供各方學者閱覽。
因為有一流的學術地位，才能被中西方學術界接納，紛紛遠來取經。
從「蔣介石日記」中找材料，寫中國近代史的人日眾，蔣日記成了顯學，台灣這才發現它的重要性。於是有人說，這是國家的財產，應該回到台灣。蔣方智怡與胡佛研究院所簽之約，本就規定「暫存」，隨時可以回台。但回台放在哪裡？國民黨黨史會隸屬於文傳會之下，包括主任和職員總共兩人。而且自己「家無恆產」，還寄身於「張榮發文教基金會」的樓上，據說屋主已表示希望儘早搬遷。
要蔣日記「回家」的人，不僅要想到把它安置在哪裡，還要想到怎樣充分利用它。日記自公開閱覽以來，大陸學者已發表的研究成果似乎優於台灣，可見我們對它是否重視，與它典藏在哪兒關係不大。
還有一點必須想到的是，民主已成形的台灣，若蔣日記回來，又逢政黨輪替，日記會不會再度流亡？既然說它是國家文物，就應該在制度上、法律上，給它一些保障。
今天對「蔣介石日記」爭相發言的人，爭繼承權的人，就像當年罵斯坦因與伯希和是強盜的人一樣，事前好像都沒有做什麼事。
迎蔣日記回故國，先做好準備吧！